|
|
本文转载自天津财经大学葛通
1983年，Edvard Leamer 在AE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怂恿计量学者不要再对计量经济学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，要主动寻找更好的研究方法，让反对实证研究的声音彻底无话可说。
据Leamer观察，“几乎没有人把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当回事了，（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）”（斜体是译者 标注的私货，下同）
Hendry(1980), Sims(1980) 这些计量大咖同样对实证研究表现出相似的轻蔑。对1970-1990期间的美国Ph.D来说,做计量多是事业所需，而不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，可信的实证研究真的存在么？
下面将要介绍的文章，Angrist & Pischke(2010)的观点认为，自Leamer的文章发表之后，在应用微观计量领域爆发了一场“公信力革命”。从Leamer的文章，到A&P的文章，恰好是1983-2010.文章可以算作“实验主义计量”的经典，有不少实际研究的例子。当然，部分观点存在争议，毕竟“实验主义”远不是计量的全貌，统计推断和结构主义地位不可动摇。
来自1983年的批评及诊断开出的药方。
Leamer认为，计量同仁们的实证研究大量基于“假设”（经济上的、模型形式上的以及数学上的），而不同的假设将带来不同的实证结论。偏偏这些不同的假设，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。也就是说，实证的结论没有充足的说服力。人们有时可以轻易地得到其它结论，如果他们乐意。至此，Leamer树立了一个靶子，称为“naïve regression（幼稚回归）”。
Leamer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，称为“敏感性分析”（或称：稳健性分析），即研究人员需要展示和说明，实证结果是如何随模型形式变化而变化的。（一般认为，如果换几组数据和模型，结论一致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结果的可信。）
后人认为，Leamer的批评简直是扒下了皇帝的新衣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在Leamer的批评之后，随着计量学者的努力，实证研究正在变得可信。科学的方法在彼时改变着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。
“稳健性分析”在“公信力革命”当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，不过促成革命最核心的力量，是“研究设计”。Leamer当年对实证研究的批评，不乏对“研究设计”的强调，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提到，好的“研究设计”可以变成解决问题的良药。
通过访查和统计合适的样本，构造一个实验，可以让外生变得外生，让随机变得随机，让实证变得像物理实验。当然，真的组织许多人做经济学实验同样也是一种办法，但通常太贵，也太费时间。几乎没办法组织几个超级大国这般体量的经济体来做实验。实验主义方法涌现，诸如随机控制法（RCT），自然实验法（IV,RD,DID等）。这类方法迅速得到大量应用。学者们不再紧紧盯着计量结果，而开始反思实验设计过程。越来越多的实验主义发烧友参与进来，对实验设计做出改进，在这当中，Lalonde (1986) 是一座里程碑。实验设计已经走到了微观实证的核心舞台，尤其受到年轻学者的关注的追捧。Lucas(1976)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入了新的思路，驳斥了基于历史经验的计量结论，主张基于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联立方程识别。在一代宏观经济学学者的努力下，DSGE蔚然成风。
为什么现在对计量的批评变少了
计量经济学在过去的三十年迎来了多方面的进展。毫无疑问，统计数据变得更好，估计方法变得更好，当然还有计算机软件的普及。对于截面数据天然存在的异方差倾向，White-heteroskedasticity robust standard error为我们提供了超越GLS的解决方案。此外，一个关键的因素是，科学实验方法引入到计量当中。
Research design
工具变量、断点回归、双重差分，都称不上新技术，因其研究设计的思想与物理实验设计更相似，也就越发被重视。Angrist & Pischke(2010)的原文给出了许多许多实验设计的经典实例，无非是RD，DID的应用，不在本文赘述。
宏观计量何去何从
模拟实验和DSGE的流行或许有助益，但在Angrist & Pischke(2010)看来，更像是理论逻辑的重复叙述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发现。也有一部分计量学者采用了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宏观数据，例如Romer(1989,2007)等.原文介绍了一系列例子。
对Research design的攻击
反对派对实验主义方法有两点怀疑，一是实验的方法描述了过去，但可以用来预测么？二是，实验的方法，在解决重大问题时（贫困，不平等，失业），会不会力不从心？
Angrist & Pischke(2010)认为，实验是通往理论一般化的必由之路。一项研究只要能解释真理的某个角度，就称得上不错的研究，而不必面面俱到。此外，尽管实验主义在解决一些小问题上确实容易操作，但也可以拿来研究宏大的问题。
引用一句话，作为文章的结尾。
“A design of experiments (a prescription of what the physicists calls a ‘crucial experiment’) is an essential appendix to ANY quantitative theory. And we usually have some experiment in mind when we construct the theories, although — unfortunately — most economists do not describe their design of experiments explicitly. ” by Haavelmo(1944) |
|
发表于 2018-3-17 17:01:31
